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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巨頭即將被清算,最大的推動力來自民憤

科技巨頭即將被清算,最大的推動力來自民憤

Philipp Carlsson-Szlezak, Paul Swartz 2021-08-23
從企業權力到監管重拳的路徑既不是線性的,也不是主要與經濟有關。今天的辯論往往忽視了“民憤”的催化作用。

2021年5月,在美國華盛頓特區舉行的一場集會上,一名抗議者張貼了一份劍指Facebook的“公共投訴 ”清單?!皥D片來源:SAUL LOEB—AFP/GETTY IMAGES

最近的事態似乎顯示,監管機構對大型科技公司的清算指日可待。

大型科技公司的力量已經變得無處不在,不容忽視——它們的主導地位不僅體現在股票指數、勞動力市場,也體現在公共話語的監督(或缺乏監督)上,而這些僅僅是其影響力的一小部分。因此,政治劇本似乎正處于一個轉折點也就不足為奇了;監管機構現在配備了許多公開抨擊科技行業的官員,并且正在加速追獵科技巨頭。眾所周知,Facebook和谷歌(Google)業已成為反壟斷訴訟的目標。

然而,預測大科技公司的報應,或許是一場毫無勝算的賭局。從企業權力到監管重拳的路徑既不是線性的,也不是主要與經濟有關。今天的辯論往往忽視了“民憤”的催化作用。在過去,這種憤怒的存在毫無差池地凝聚了政治意愿,并促使監管部門強勢回應,而它的缺失則減緩或阻止了這種反應。

要想了解為什么“民憤”的政治經濟學很可能將決定大型科技公司的監管命運,我們不妨先簡要回顧一下美國的監管史。

艾達?塔貝爾的遺產

《謝爾曼法案》(Sherman Act)和1911年肢解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的事件,如今經常被用來彰顯監管風險和權力。然而,一個更有趣的問題是,為什么早在1890年就通過的《謝爾曼法案》被擱置了近20年之久,即使在這段漫長的日子里,政治家們眼睜睜地看著標準石油公司越來越肆無忌憚地濫用其市場權力。是什么改變了這一切?

迫使美國總統泰迪?羅斯福出手的,并不是諸如市場份額見頂或油價高企這類經濟指標,而是艾達?塔貝爾,一位在新興的“扒糞”新聞領域迅速崛起的明星記者。在私人恩怨的驅動下,她開始義無反顧地揭露洛克菲勒帝國的陰暗面。她在1904年出版的暢銷書《標準石油公司史》(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經《麥克盧爾雜志》(McClure’s Magazine)連載,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并成功地激起了公眾反對洛克菲勒家族及其壟斷地位的輿論。在成長過程中,塔貝爾目睹了標準石油公司是如何強迫她父親賣掉其石油生意的——在他拒絕后,他們家不得不抵押了他們的房子。

因此,美國反壟斷行動的誕生充分體現了持久的政治經濟動態:標準石油公司擁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多年來始終避免遭受監管行動。然而,迅速高漲的民憤足以凝聚政治意愿,促使監管機構將這部反壟斷法律應用到了標準石油公司的身上。

如果你把塔貝爾的勝利視為一個特殊的歷史案例,那就錯了。恰恰相反,民憤的力量——令人驚訝的是,它往往以文學作為發泄的載體——在20世紀一次又一次地上演。

以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橫空出世為例。在《標準石油公司史》面世后不久,與塔貝爾同時代的作家厄普頓?辛克萊出版了《叢林》(The Jungle)一書。盡管它是一部小說,但《叢林》成功地激起了大眾對位于芝加哥的肉制品加工廠惡劣生產環境的強烈不滿——時至今日,書中描寫的細節讀起來仍然令人作嘔。辛克萊的故事最初發表于1905年,公眾的激烈反應促使羅斯??偨y簽署了《純凈食品和藥物法案》(Pure Food and Drug Act)。1906年,這項法案在參議院以63票對4票的壓倒性多數票數獲得通過,并建立起了現在的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

還有許多其他例子表明,民憤一直在推動監管行動:1907年的金融恐慌幫助創建了美聯儲(Federal Reserve);雷切爾?卡森的名著《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對另一位共和黨總統理查德?尼克松產生了很大影響,最終促使他創建了美國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2008年的金融大危機(Great Financial Crisis)催生了美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等等。

如果沒有民憤,監管機構只能曲折前行

盡管這些歷史案例劃出了一道道民憤激起監管沖擊的直線,但美國監管史上一些最大的反壟斷案件確實蜿蜒了數十年之久——你肯定回想起針對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IBM,以及后來針對微軟(Microsoft)的反壟斷案件。事實上,在這些案件中,民憤(或者缺乏民憤)也在決定上述公司的監管命運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是的,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在1982年被分拆了。但它與反壟斷監管機構的沖突早在1913年就開始了。多年來,這家公司時而被視為一家好的壟斷企業,時而成為一家獲得國家認可的壟斷企業(憶往昔,你必須向“貝爾大媽”租用電話,但不能擁有它)。歷經70年蜿蜒曲折的監管追擊,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最終敗訴,并在1982年1月8日同意分拆。

相比之下,在1982年的同一天,監管機構放棄了對IBM長達30年的追獵行動。盡管它避免了被肢解的命運,但累加起來,這些監管戰役對IBM的影響甚至大于對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影響。IBM被迫將硬件和軟件業務分開,這成功地為新的軟件巨頭開辟了空間,使IBM在戰略上處于劣勢。

對“貝爾大媽”和“藍色巨人”的監管要求,并沒有民憤作為支撐點。這兩家公司沒有招致眾怒,也許是因為昂貴的長途電話和笨重的電腦沒有激發起人們的情感,也許是因為它們的故事中沒有塔貝爾或辛克萊那樣的人物。這并不妨礙監管部門采取行動,但這種行動只是源自技術官僚的擔憂,并逐漸演變為一場冗長的監管舞蹈,最終也產生了遠比標準石油公司的命運好得多的結果。

后來,微軟挺進了IBM收縮戰線所開辟的新空間。是的,就民憤和監管行動的關聯而言,這家軟件巨頭仍然是一個有趣的案例,因為其中包括了一些民憤因素。許多人很容易忘記,在20世紀90年代末,也就是對微軟的監管審查達到頂峰的時候,這家企業和比爾?蓋茨是多么令人厭惡:對網景(Netscape)的欺凌、捆綁銷售軟件,以及蓋茨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被廣泛抨擊的表現,都激起了民眾的不滿情緒,甚至讓許多人極度憎惡。

大多數人如今都忘記了,法官在2000年裁定微軟應該分拆——這是一個與近年來的大眾情緒相呼應的快速判決。然而,這種憤怒并沒有在政府更迭和上訴中持續下去。2001年,美國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表示不再尋求分拆微軟,并同意達成和解。

科技巨頭的監管命運更像標準石油公司還是IBM?

盡管以歷史作為參照時,我們始終應該保持謹慎,但民眾的強烈反應(或缺乏反應)與強烈的監管反應(或缺乏反應)之間的關聯仍然令人信服。在某種程度上,如果我們把反壟斷監管看作是一個由技術專家操刀的經濟分析領域,那就是一件非常令人驚訝的事情。而如果我們把它看作是政治家對激勵的反應,比如當企業權力的影響力被民憤對選情的威脅壓倒時,那就不那么令人驚訝了。

那么,今天是否存在足以引發政治反應的民憤呢?還沒有那么大。民眾的不滿情緒有兩種我們需要同時關注的類型:一個是經濟上的,另一個則發生在政治層面。

經濟上的不滿情緒通常歸結為消費者對定價不當(價格過高)或質量低劣(產品有害)的反應。但科技巨頭正在免費提供高價值產品——至少在大多數消費者看來是這樣。廣大消費者不會給自己的個人數據、隱私,以及自己愿意給予,而平臺非??释@得的關注度定價。它仍然是一種易貨貿易,而不是一種透明的經濟交易。因此,在科技產品越來越強大的背景下,經濟因素引發的民憤不太可能增長。

對科技公司社會影響的政治怨恨,似乎會成為一股更強大的力量。這尤其適用于對平臺控制言論的關切。政治右翼對“去平臺化”趨勢極度不滿。而政治左翼的反對意見主要集中在平臺放大錯誤信息和分裂性言論方面。今天所缺乏的是一種足以凝聚政治共識的“同仇敵愾”——在如今這樣一個高度黨派化和高度分裂的政治環境中,這顯然是一個極高的門檻。

有鑒于此,大型科技公司被監管機構肢解的可能性看起來并不大。但如果這些科技巨頭不會重蹈標準石油公司的覆轍,它們是否會踏上IBM的老路?現在看來,我們更有可能見證一場漫長而曲折的監管反擊戰。這場游戲更有可能在擁有監管權力的官僚機構中進行?,F在,監管機構正在就反壟斷的含義展開一場法律辯論,“新布蘭代斯”學派主張對競爭進行更廣泛的定義,而不僅僅是狹隘地關注消費者的成本和收益。

這很可能是一條漫長而曲折,充斥著無數法律和政治障礙的道路,其中包括企業自身的游說影響力。盡管對于大型科技公司的企業戰略來說,這種潛在的監管反擊仍然是一項重大挑戰,但它看起來更像是一場長期游戲,而不是那種足以在短期內瓦解科技巨頭權力的“大爆炸”。讓我們期待變革,而不是革命。是的,科技巨頭還將繼續存在下去。(財富中文網)

本文作者菲利普?卡爾森-斯萊扎克是波士頓咨詢公司(BCG)紐約辦事處的董事總經理、合伙人,也是該集團的全球首席經濟學家。保羅?斯沃茨是波士頓咨詢公司亨德森研究所(BCG Henderson Institute)的董事、高級經濟學家,常駐紐約辦事處。

譯者:任文科

最近的事態似乎顯示,監管機構對大型科技公司的清算指日可待。

大型科技公司的力量已經變得無處不在,不容忽視——它們的主導地位不僅體現在股票指數、勞動力市場,也體現在公共話語的監督(或缺乏監督)上,而這些僅僅是其影響力的一小部分。因此,政治劇本似乎正處于一個轉折點也就不足為奇了;監管機構現在配備了許多公開抨擊科技行業的官員,并且正在加速追獵科技巨頭。眾所周知,Facebook和谷歌(Google)業已成為反壟斷訴訟的目標。

然而,預測大科技公司的報應,或許是一場毫無勝算的賭局。從企業權力到監管重拳的路徑既不是線性的,也不是主要與經濟有關。今天的辯論往往忽視了“民憤”的催化作用。在過去,這種憤怒的存在毫無差池地凝聚了政治意愿,并促使監管部門強勢回應,而它的缺失則減緩或阻止了這種反應。

要想了解為什么“民憤”的政治經濟學很可能將決定大型科技公司的監管命運,我們不妨先簡要回顧一下美國的監管史。

艾達?塔貝爾的遺產

《謝爾曼法案》(Sherman Act)和1911年肢解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的事件,如今經常被用來彰顯監管風險和權力。然而,一個更有趣的問題是,為什么早在1890年就通過的《謝爾曼法案》被擱置了近20年之久,即使在這段漫長的日子里,政治家們眼睜睜地看著標準石油公司越來越肆無忌憚地濫用其市場權力。是什么改變了這一切?

迫使美國總統泰迪?羅斯福出手的,并不是諸如市場份額見頂或油價高企這類經濟指標,而是艾達?塔貝爾,一位在新興的“扒糞”新聞領域迅速崛起的明星記者。在私人恩怨的驅動下,她開始義無反顧地揭露洛克菲勒帝國的陰暗面。她在1904年出版的暢銷書《標準石油公司史》(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經《麥克盧爾雜志》(McClure’s Magazine)連載,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并成功地激起了公眾反對洛克菲勒家族及其壟斷地位的輿論。在成長過程中,塔貝爾目睹了標準石油公司是如何強迫她父親賣掉其石油生意的——在他拒絕后,他們家不得不抵押了他們的房子。

因此,美國反壟斷行動的誕生充分體現了持久的政治經濟動態:標準石油公司擁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多年來始終避免遭受監管行動。然而,迅速高漲的民憤足以凝聚政治意愿,促使監管機構將這部反壟斷法律應用到了標準石油公司的身上。

如果你把塔貝爾的勝利視為一個特殊的歷史案例,那就錯了。恰恰相反,民憤的力量——令人驚訝的是,它往往以文學作為發泄的載體——在20世紀一次又一次地上演。

以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橫空出世為例。在《標準石油公司史》面世后不久,與塔貝爾同時代的作家厄普頓?辛克萊出版了《叢林》(The Jungle)一書。盡管它是一部小說,但《叢林》成功地激起了大眾對位于芝加哥的肉制品加工廠惡劣生產環境的強烈不滿——時至今日,書中描寫的細節讀起來仍然令人作嘔。辛克萊的故事最初發表于1905年,公眾的激烈反應促使羅斯??偨y簽署了《純凈食品和藥物法案》(Pure Food and Drug Act)。1906年,這項法案在參議院以63票對4票的壓倒性多數票數獲得通過,并建立起了現在的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

還有許多其他例子表明,民憤一直在推動監管行動:1907年的金融恐慌幫助創建了美聯儲(Federal Reserve);雷切爾?卡森的名著《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對另一位共和黨總統理查德?尼克松產生了很大影響,最終促使他創建了美國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2008年的金融大危機(Great Financial Crisis)催生了美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等等。

如果沒有民憤,監管機構只能曲折前行

盡管這些歷史案例劃出了一道道民憤激起監管沖擊的直線,但美國監管史上一些最大的反壟斷案件確實蜿蜒了數十年之久——你肯定回想起針對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IBM,以及后來針對微軟(Microsoft)的反壟斷案件。事實上,在這些案件中,民憤(或者缺乏民憤)也在決定上述公司的監管命運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是的,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在1982年被分拆了。但它與反壟斷監管機構的沖突早在1913年就開始了。多年來,這家公司時而被視為一家好的壟斷企業,時而成為一家獲得國家認可的壟斷企業(憶往昔,你必須向“貝爾大媽”租用電話,但不能擁有它)。歷經70年蜿蜒曲折的監管追擊,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最終敗訴,并在1982年1月8日同意分拆。

相比之下,在1982年的同一天,監管機構放棄了對IBM長達30年的追獵行動。盡管它避免了被肢解的命運,但累加起來,這些監管戰役對IBM的影響甚至大于對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影響。IBM被迫將硬件和軟件業務分開,這成功地為新的軟件巨頭開辟了空間,使IBM在戰略上處于劣勢。

對“貝爾大媽”和“藍色巨人”的監管要求,并沒有民憤作為支撐點。這兩家公司沒有招致眾怒,也許是因為昂貴的長途電話和笨重的電腦沒有激發起人們的情感,也許是因為它們的故事中沒有塔貝爾或辛克萊那樣的人物。這并不妨礙監管部門采取行動,但這種行動只是源自技術官僚的擔憂,并逐漸演變為一場冗長的監管舞蹈,最終也產生了遠比標準石油公司的命運好得多的結果。

后來,微軟挺進了IBM收縮戰線所開辟的新空間。是的,就民憤和監管行動的關聯而言,這家軟件巨頭仍然是一個有趣的案例,因為其中包括了一些民憤因素。許多人很容易忘記,在20世紀90年代末,也就是對微軟的監管審查達到頂峰的時候,這家企業和比爾?蓋茨是多么令人厭惡:對網景(Netscape)的欺凌、捆綁銷售軟件,以及蓋茨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被廣泛抨擊的表現,都激起了民眾的不滿情緒,甚至讓許多人極度憎惡。

大多數人如今都忘記了,法官在2000年裁定微軟應該分拆——這是一個與近年來的大眾情緒相呼應的快速判決。然而,這種憤怒并沒有在政府更迭和上訴中持續下去。2001年,美國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表示不再尋求分拆微軟,并同意達成和解。

科技巨頭的監管命運更像標準石油公司還是IBM?

盡管以歷史作為參照時,我們始終應該保持謹慎,但民眾的強烈反應(或缺乏反應)與強烈的監管反應(或缺乏反應)之間的關聯仍然令人信服。在某種程度上,如果我們把反壟斷監管看作是一個由技術專家操刀的經濟分析領域,那就是一件非常令人驚訝的事情。而如果我們把它看作是政治家對激勵的反應,比如當企業權力的影響力被民憤對選情的威脅壓倒時,那就不那么令人驚訝了。

那么,今天是否存在足以引發政治反應的民憤呢?還沒有那么大。民眾的不滿情緒有兩種我們需要同時關注的類型:一個是經濟上的,另一個則發生在政治層面。

經濟上的不滿情緒通常歸結為消費者對定價不當(價格過高)或質量低劣(產品有害)的反應。但科技巨頭正在免費提供高價值產品——至少在大多數消費者看來是這樣。廣大消費者不會給自己的個人數據、隱私,以及自己愿意給予,而平臺非??释@得的關注度定價。它仍然是一種易貨貿易,而不是一種透明的經濟交易。因此,在科技產品越來越強大的背景下,經濟因素引發的民憤不太可能增長。

對科技公司社會影響的政治怨恨,似乎會成為一股更強大的力量。這尤其適用于對平臺控制言論的關切。政治右翼對“去平臺化”趨勢極度不滿。而政治左翼的反對意見主要集中在平臺放大錯誤信息和分裂性言論方面。今天所缺乏的是一種足以凝聚政治共識的“同仇敵愾”——在如今這樣一個高度黨派化和高度分裂的政治環境中,這顯然是一個極高的門檻。

有鑒于此,大型科技公司被監管機構肢解的可能性看起來并不大。但如果這些科技巨頭不會重蹈標準石油公司的覆轍,它們是否會踏上IBM的老路?現在看來,我們更有可能見證一場漫長而曲折的監管反擊戰。這場游戲更有可能在擁有監管權力的官僚機構中進行?,F在,監管機構正在就反壟斷的含義展開一場法律辯論,“新布蘭代斯”學派主張對競爭進行更廣泛的定義,而不僅僅是狹隘地關注消費者的成本和收益。

這很可能是一條漫長而曲折,充斥著無數法律和政治障礙的道路,其中包括企業自身的游說影響力。盡管對于大型科技公司的企業戰略來說,這種潛在的監管反擊仍然是一項重大挑戰,但它看起來更像是一場長期游戲,而不是那種足以在短期內瓦解科技巨頭權力的“大爆炸”。讓我們期待變革,而不是革命。是的,科技巨頭還將繼續存在下去。(財富中文網)

本文作者菲利普?卡爾森-斯萊扎克是波士頓咨詢公司(BCG)紐約辦事處的董事總經理、合伙人,也是該集團的全球首席經濟學家。保羅?斯沃茨是波士頓咨詢公司亨德森研究所(BCG Henderson Institute)的董事、高級經濟學家,常駐紐約辦事處。

譯者:任文科

Recent developments might suggest that Big Tech is nearing its regulatory reckoning.

The power of the biggest tech companies has grown too ubiquitous to ignore—their dominance can be felt in the stock indexes, in segments of the labor market, and in the oversight (or lack thereof) of public discourse, to name just a few areas of influence. Little surprise, then, that the political script appears to be at a turning point: Regulatory agencies, now staffed with vocal critics of the industry, are accelerating the pursuit, with Facebook and Google squarely in the crosshairs of antitrust litigation.

Yet predicting Big Tech’s comeuppance could be a losing bet. The path from corporate power to regulatory backlash is neither linear nor predominantly about economics. What’s overlooked in today’s debate is the catalyzing power of popular outrage. The presence of such anger has reliably aligned political will and driven regulatory pushback in the past—and its absence has slowed or prevented such pushback.

To see wh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outrage will likely shape Big Tech’s regulatory fate, a brief tour of U.S. history is a good starting point.

The legacy of Ida Tarbell

The Sherman Act and the dismemberment of Standard Oil in 1911 are often invoked today to highlight regulatory risk and power. However, a more interesting question is why the Sherman Act, passed in 1890, sat idle for nearly 20 years, even as politicians watched Standard Oil’s growing abuse of its market power. What changed?

What forced Teddy Roosevelt’s hand wasn’t economic benchmarks such as peaking market share or high prices. It was Ida Tarbell, a star of the emerging field of muckraker journalism, who was on a mission of personal revenge to expose the Rockefeller empire. Her 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1904) was a bestseller, serialized in McClure’s Magazine to great effect, and successfully galvanized public opinion against the Rockefellers and their monopoly. Growing up, Tarbell had witnessed Standard Oil bullying her father to sell his oil business—when he refused, the family had to mortgage their home.

As such, the birth of U.S. antitrust action captures enduring political-economy dynamics: Standard Oil had enormous political clout and averted regulatory action for years. Yet, a groundswell of popular anger was sufficient to align political incentives to apply the law to Standard Oil.

It would be a mistake to see Tarbell’s victory as a case of idiosyncratic history. On the contrary, the force of public outrage—surprisingly often channeled via the vehicle of literature—plays out again and again in the 20th century.

Consider the emergence of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or example. Upton Sinclair, a contemporary of Tarbell’s, published The Jungle a little after Tarbell’s History. Despite being a work of fiction, The Jungle spawned massive popular backlash against the disgusting conditions in the meat processing plants of Chicago—the reading remains revolting to this day. The public reaction to Sinclair’s story, initially published in 1905, pushed President Roosevelt to sign the Pure Food and Drug Act, which passed by an overwhelming bipartisan majority of 63 to 4 in the Senate in 1906 and founded what is now the FDA.

There are many other examples of popular resentment driving regulatory action: The financial Panic of 1907 helped create the Federal Reserve; Rachel Carson’s Silent Spring contributed to the swaying of another Republican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to creat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led to the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and so on.

Without outrage, regulators meander

While the historical examples above draw straight lines from anger to regulatory shock, it is true that some of the biggest antitrust cases in U.S. regulatory history meandered for decades—antitrust cases against AT&T, IBM, and later Microsoft come to mind. Here, too, popular backlash—or the lack of it—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shaping their regulatory fates.

Yes, AT&T was broken up—in 1982. But its conflict with antitrust regulators had begun all the way back in 1913. Over the years, the company bounced around from being viewed as a good monopoly to being a state-sanctioned monopoly (recall you had to rent your phone from Ma Bell—but couldn’t own it). After a meandering 70-year regulatory pursuit, AT&T lost its case and agreed to break up on Jan. 8, 1982.

By contrast, on that same day in 1982, a 30-year–long regulatory pursuit of IBM was dropped. Yet despite avoiding a breakup, the cumulative impact on IBM was arguably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on AT&T. IBM had been pushed into unbundling hardware and software, which successfully opened space for new software behemoths—leaving IBM strategically on the back foot.

Popular anger did not underpin the regulatory pursuits of Ma Bell and Big Blue. They did not inspire indignation, perhaps because expensive long-distance calls and clunky computers did not spark emotion—or perhaps because their stories lacked their Tarbell or Sinclair. That did not prevent regulatory action, but that action played out on the battlefield of technocratic concern, which translated into a long-winded regulatory dance and yielded outcomes far preferable to Standard Oil’s fate.

Microsoft, which moved into the space that IBM’s curtailment had opened, remains an interesting case in the context of outrage and regulation. For there was—some—outrage. It’s easy to forget how loathed in some quarters the firm and Bill Gates were in the late 1990s, just around the time when regulatory scrutiny peaked: the bullying of Netscape, the bundling of software, Gates’ widely panned deposition performance in testimony before Congress, all drove popular dislike if not quite mass resentment.

What remains mostly forgotten today is that the judge ruled, in 2000, that Microsoft should break up—delivering a fast judgment aligned with popular sentiment of recent years. Yet the outrage didn’t sustain itself through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appeal. In 2001 the Justice Department said it was no longer seeking a breakup and agreed to a settlement.

Is Big Tech more like Standard Oil, or IBM?

While history should always be used with ca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pular backlash (or lack thereof) and sharp regulatory backlash (or lack thereof) remains compelling. In some ways, this is more surprising if we think of antitrust regulation as a field of technocratic economic analysis, and less surprising if we think of it as politicians responding to incentives—such as when th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power is outweighed by the electoral threat of outrage.

So, is there outrage today that can drive political backlash? Not so much. There are two types of popular resentment—economic and political—and we need to look at both.

Economic resentment typically boils down to consumers’ reaction to abusive pricing (prices are too high) or low quality (the product is hazardous). But Big Tech is providing high-value products for free—at least in the eyes of most consumers, who do not put a price on their personal data, privacy, and on the attention they willingly give and that platforms crave so much. It remains a barter trade, not a transparent economic transaction, and so economic outrage is unlikely to grow against a backdrop of ever more potent tech offerings.

Political resentment about tech firms’ societal impact looks like it could become a stronger force. This applies in particular to concern about the control of platforms of speech. The political right is infuriated by deplatforming. On the left, opposition centers on the platforms’ amplification of misinformation and divisive speech. What’s lacking today is unifying outrage that aligns political momentum behind a potent argument—an exceedingly high bar in a highly partisan and tightly divided polity.

All this makes a bet on a regulatory dismemberment of Big Tech firms look like long odds. But if Big Tech is not headed the way of Standard Oil, might it be headed the way of IBM? The long and meandering path of regulatory pushback looks much more likely today. Here the game is more likely to be played in bureaucracies of regulatory power. Today’s regulators are in the midst of a legal debate about the meaning of antitrust, with the “New Brandeis” school arguing for a broader definition of competition, not just a narrow focus on costs and benefits to consumers.

This path is likely to be long and winding, strewn with legal and political hurdles, including the lobbying clout of the firms themselves. While this potential pushback remain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for Big Tech’s corporate strategy, it looks more like the long game, not the big bang that would dismantle their power in the short run. Expect evolution, not revolution: Big Tech is here to stay.

Philipp Carlsson-Szlezak is a managing director and partner in BCG’s New York office and global chief economist of BCG. Paul Swartz is a director and senior economist at the BCG Henderson Institute, based in BCG’s New York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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